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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年輕人工作心態:話題繞不開互聯網行業

  • 時間:2021-01-15 14:06 編輯:YC網絡科技 來源:YC網絡科技 閱讀: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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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會拼也會玩 本該成為年輕人的價值坐標互聯網公司員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,讓輿論場的情緒在瞬間被點燃。年輕人的猝然離世,觸動了某些深層次的焦慮與不安。有人聯想到10年前的“富士康13連跳”事件,后來的信息顯示富士康并非輿情洶涌時眾口

會拼也會玩 本該成為年輕人的價值坐標

互聯網公司員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,讓輿論場的情緒在瞬間被點燃。年輕人的猝然離世,觸動了某些深層次的焦慮與不安。有人聯想到10年前的“富士康13連跳”事件,后來的信息顯示富士康并非輿情洶涌時眾口鑠金的“血汗工廠”。相反,規范管理、相對良好的員工福利、基本不欠薪等優點,讓當時的富士康并不擔心招工問題。

多年過去,隨著制造業的升級轉型,再加上受高等教育人群的擴大,矛盾轉向了更“高端”的互聯網產業。前幾年一首《感覺身體被掏空》的歌曲,以一種海派幽默的氣質,描述了都市奮斗青年的身心疲憊感。近段時間,網友通過比較幾座城市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調情況,又將觀察視野引向追求安逸還是“多打一份工”的討論。

可以說,這代年輕人不排斥奮斗,甚至主動擁抱奮斗。相比他們逐步接觸市場經濟的父輩,這一代年輕人更熟悉市場規則,也深刻地領悟到付出換取回報的樸素經濟學常識。不幸去世的互聯網公司女員工,最后的朋友圈簽名是為公司“守邊疆”,令人唏噓感慨之余,也不得不承認新興互聯網產業對年輕人充滿吸引力。

多數年輕人并非懼怕奮斗,而是擔心自己的奮斗被“工具化”。只有讓奮斗者看到遠方的愿景,才能讓人踏實篤定地邁出每一步。

在互聯網行業,跳槽是晉升和薪資增加的主要路徑——這也是因為在龐大的“系統”里,內部上升渠道并不通暢。靠“論資排輩”在用人單位“升級”的規則,在人才流動頻繁的互聯網企業并不奏效。更何況,在一些互聯網公司還存在殘酷的“35歲定律”,如果你35歲沒有成為足夠高層的管理人員,那么面臨的下場就可能是被淘汰。

很多企業會通過塑造校園化環境來構建起自己的公司文化——內部擁有品質不錯的食堂,同事之間互稱“同學”,公司還會通過組織豐富多彩的集體活動來建設團隊。這些做法自然有其值得褒揚之處。從校園到公司,人際關系依然簡單,年輕的畢業生不會感到太多不適,可以像完成一份作業一樣來完成工作任務。

但是,完全依靠這種類似校園的組織框架來實行管理是不現實的。一個人在學校里,其唯一的身份就是學生,一切行為都要遵循學生的身份特征。而進入社會以后,他就必須接受自己的多元身份——于公司而言是雇員,于戀人而言是未來的依靠,于房東而言是繳納租金的房客。那種試圖以類校園環境框住員工,而缺乏對員工其他身份角色考慮的企業,本質上也是對人才的不尊重。

最近,“深圳女孩”的段子火了。兩個深圳的女生到外地朋友處做客,主人問她們在深圳生活都聊點什么,女孩說:搞錢。有人批評這樣的段子是地域性的人設販賣,但“深圳”本身的指向,可能并不在于南海邊的那個圈,而在于那種為理想而打拼的精神。“搞錢”不是拜金,它也是對創造價值的一種直白描述。

因此,讓年輕人看到上升的空間,看到“打工人”的前景,才能有效釋放他們奮斗的焦慮。“深圳女孩”的這組搭配之所以成為輿論樂意接受的符號,也是因為深圳這樣的城市能夠提供這樣的機會,能夠講述令人信服的“深圳故事”。

相比父輩們細水長流的財富積累,這代年輕人的財富觀也需要被傾聽。住房問題、子女教育問題和未來贍養老人的問題,都對年輕人積累財富的能力提出要求。但年輕人并不愿意被數字上的財富約束——比如,如果租房能夠滿足居住需求就未必要買房,教育“內卷”也愈發成為社會深刻反思的現象。年輕人更希望把財富使用到他們真正認同的領域,而這就要求社會能為他們消除引發不安全感的后顧之憂。

上班時拼命工作,下班時徹底放松,節假日完全與工作切斷,這也是年輕人所期待的生活模式。近年來,休閑社會的概念被主流輿論頻繁引用。一些地方嘗試“長周末”休息制,而更多人則呼吁帶薪休假得到落實。讓工作與個人生活有所分離,是年輕奮斗者的底線。

休閑社會的確立,很可能要依賴于制度與法律的剛性。比如,嚴格落實勞動法提出的規定與原則,對不遵守規定的用人單位予以嚴肅處罰。(南向歌)

我從互聯網大廠“裸辭”

我曾經一度是朋友眼里的工作狂,可我并不認可這樣的評價。

大學畢業時選擇到互聯網公司工作,當時的想法是:我喜歡快速處理問題的節奏,喜歡自由交流的氛圍,喜歡有想法就可以去做的狀態。可是,在互聯網公司待了三年多后,我正式“裸辭”了。

可怕的工作時間是我選擇“裸辭”的首要原因。我的工作時間從8個小時延長到了10個小時,然后是12個小時,后來是14個小時……我的同事還勸我:“千萬不要距離公司太近,不然你會更晚下班。”而伴隨這樣的工作狀態,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:我養的鮮花都枯掉了;我錯過了長輩的八十歲壽宴、錯過了中秋團圓之日,錯過了談了多年的男友,他離開時問我:“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嗎?”

慢跑一直是我緩解壓力的一種方式,但當時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,即便在休息日,我都沒有力氣走出家門,只想在床上躺一整天,可是一直睡覺也無法讓我的精力恢復。 我發現吃辣總會讓自己的精神振奮,于是開始變本加厲地吃辣。一年后,我的體重達到歷史巔峰:增重15斤,慢性胃炎出現,開始經常發燒。有次一個月連續發了4次燒,有朋友直接問我:“你不要命了嗎?”

我和在同一座城市的朋友相聚機會越來越少,我們之間最大的儀式感變成了一年一次的元旦聚會;我失去了一位15年的發小,我失戀的時候只想要用拼命工作來抵住悲傷,并沒有告訴她,而她失戀時給我發的消息被工作消息淹沒了,就這樣斷了聯系。我開始質疑:這樣下去,三年之后我會是什么樣子?一定很糟糕吧。

那段時間,我覺得自己是真正的一無所有。我很多次在凌晨下班的路上邊走邊哭,心里一遍遍地問自己:現在工作的意義到底在哪里?

這種內心意義感的缺失直接影響了我的身體狀態:我的生理期長時間缺席。為了讓自己得到足夠的休息時間,我曾與領導溝通,但領導也表示無奈,一方面既有業務壓力,而另一方面,上級領導也會關注員工平時的工作時長。我曾經跟他們溝通了很多次,其實我也可以學會“上班摸魚”與“騎驢找馬”,但當時覺得自己只有一條路:除了從互聯網公司“裸辭”,別無選擇。

對于是否能夠接受加班這個問題,我的答案一直都是:可以接受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加班,不接受無意義的加班。可是,每天在公司工作12個小時以上似乎成了一種常態,而除了必要的項目時間,我們真的需要一直這么忙嗎?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。

長時間的過度消耗,必然會帶來身體素質的急速下降,也必然無法維持人的可持續發展。如果要靠員工長時間在公司的消耗來維持公司的高速發展,即使給予看上去令人欣羨的工資,恐怕也只是鼓勵員工用自己的身體掙錢,我實在沒法繼續走這條路了。

互聯網行業的朝氣蓬勃對我曾經有莫大的吸引力,可在沒有能力改變現狀又覺得自身在不斷消耗之時,無法學會“摸魚”的我,有些狼狽地選擇了離開。

如今,遠離互聯網公司沉重壓力的我,終于獲得了久違的平靜與舒適。我會看一些專業書籍來提升自己,到了周末,會有計劃地進行一次短途旅行。即便因為疫情不能出行,我也能在家里看看電影、種種花、做做飯,還能與三五好友相聚。我還選擇用文字記錄這些生活的細節,這不是為了給誰看,而是要給自己留下一些記憶,同時不斷提醒自己:生活就在這里。

年輕人會打拼也會玩,本該成為一種被充分認可的價值坐標。“搞錢”不再可恥,而“酷玩”也有充分時間和空間,這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有的樣子。(十二月)

勝者為王不應該是美好生活的邏輯

近年來,互聯網行業加班情況愈演愈烈,相關事件頻發,引發了社會整體的關注。此前,盡管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存在加班現象,但卻未曾像當下一般,讓以年輕人為主的企業一線員工不滿,并引發廣泛的社會情緒。

近年來,互聯網行業的社會影響力明顯攀升,吸納了大量新進職場的年輕人,因此受到了更多關注。就我觀察,互聯網企業加班現象并非近幾年才出現,而是從行業初創階段起就同步發生的。那么,為什么加班一直存在,而集中在近期被企業員工詬病和被公眾關注呢?關鍵原因或許不僅是加班時長和頻率的單純增加,也是行業整體發展模式,以及與之相關的價值理念、管理制度的變遷。

整體來看,互聯網行業在我國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在智能手機普及之前,在技術上表現為以電腦端產品為主,技術創新是該階段發展的核心動力;第二個階段則表現為以智能手機端的App產品為主,并以此打通多方主體,業務更多聚焦于平臺商業模式,因此更注重產品運營,核心發展動力逐步轉向人力資源的協調配置,使得這個行業從“技術密集型”變成了“勞動密集型”。

在第一階段,互聯網企業普遍相信: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在于提倡平等、自由等價值觀的“工程師文化”,因此,大多數一線企業都以此為核心,建構了相對扁平化的內部組織結構,在工作時間、工作地點等方面賦予了員工較多的自主空間。在這種企業文化之下,員工即便需要加班,也可以視工作推進進度等情況自主決定加班的時長與頻率。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,這類勞動者對工作擁有一定自主權的管理模式被稱為責任自治,也較少引發員工的不滿。

然而,進入第二階段后,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動力已經發生根本遷移,技術創新的重要性,逐漸被平臺商業模式下的項目產品運營所取代。技術從創新引領到被動響應,作為創新基礎的“工程師文化”和與之相關的工作制度因此顯得不再必要。為了實現企業快速占領市場、掌握產業鏈頂端話語權的發展目標,頭部企業為了利益最大化,反而對驅動員工全力投入的管理模式產生了需求。

在這一背景下,許多企業都細化、強化了對員工績效的考核和對工作時間、工作方式的具體要求。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的某企業“廁所門”和“工位監控”等現象,都屬于這方面的極端表現。在行業轉型的大背景下,不僅員工加班的頻率和時長明顯增長,原本作為權宜之計與特殊情況的加班,也變成了制度化、常態化的加班。員工失去了選擇權和自主空間,最終處在企業的高強度直接控制的管理模式之下。

從這個角度出發,我們可以看到,當下互聯網從業者對“996”的詬病,本質上體現的是行業整體管理模式從責任自治到直接控制的變遷。企業員工在這個過程中,逐漸失去了對工作的自主支配空間和創新的資源與意愿,工作很難再成為其成就感和意義感的來源,反而基于日益提高的時間和效率要求,成了他們身心健康的嚴峻威脅。

“996”乃至“007”的背后,起到支配性作用的,其實是互聯網產業發展模式從“技術創新”到“平臺商業”的轉換,這種改變導致相關企業日漸偏離“科技改變世界”的原初價值觀,轉而強調勝者為王、贏家通吃的競爭話語。互聯網企業作為市場主體,對競爭和效率有所要求固然可以理解,但作為時下最具影響力、正在深刻重塑我們的社會與生活的重要行業,公眾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它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,樹立企業發展的理想榜樣,為社會和個體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。

正是因為部分互聯網企業的具體做法,與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美好生活和工作的期待背道而馳,與其直接相關的加班話題,才成了當下社會的核心關注之一。今天這些奮斗于互聯網行業的年輕人,未必比過去的勞動者承壓能力弱,甚至承擔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工作重壓,而要破解時下的困局,關鍵還是在于企業一端。(梁萌)

我像陀螺一樣轉動在此起彼伏的工作群

我是一名基層公務員,在鄉鎮上班,也就是大眾眼中的“鐵飯碗”。經常聽人說,還是你們“鐵飯碗”好,工作穩定又清閑。不好意思,對這句話,我只能同意一半。不可否認,工作穩定是公務員的優勢。疫情期間,身邊有人暫時沒了工作,那時我會自忖,如果是企業員工,是不是將面臨失業危機而惶惶不安?

沒有十全十美的工作。在我看來,公務員并沒人們想得那么好,它只是一份平凡普通的工作。

鄉鎮是國家行政區劃的基層單位。作為基層公務員,我們工作的顯著特征是要和老百姓面對面打交道,解決各種雞毛蒜皮的瑣事。另外,不少工作任務來自上級單位,我們要積極貫徹方針政策,保證各種措施平穩落地。

剛剛過去的2020年,印象最深的是春節期間,單位同事都沒怎么休息,先是工作到臘月二十九,然后大年初一返回單位投入疫情防控。遇到緊急情況,不同職能部門要協同工作,我和同事們要不斷接收、執行上級部門指示。

為防止人流聚集,單位轄區內設置了交通卡點,我們的人員要投入不同卡點,同時不停上報數據。不說別的,就匯總上報信息這塊,就能證明我并不“清閑”。不同的上級對應不同的表,同樣的信息要一次次匯總上報,有的表格只是應付檢查做無用功。

疫情形勢穩定后,各項工作逐漸步入正軌。那時,我的愿望是任務不要全部堆在一起派下來。結果一會兒收到這個上級的文件,說要匯總全鄉鎮某部分工作的信息,截至日期是五天之后;緊接著收到那個上級的文件,說是需要提供全鄉鎮某部分工作的報告,截至日期是兩天之后。不同的上級,對應不同的“deadline”,而且要得都很“急”。

布置工作,有的上級是下發紅頭文件,有的上級是下發工作提示;有的上級拉了一個QQ群發布指示,有的上級在QQ群之外又建了微信群。天知道我有多少個群。工作忙的時候,我的群消息此起彼伏,跳動著一個又一個的“收到”,直到凌晨漸歇。

有管理理論按重要和緊急兩個維度,將工作分為四種類型:既緊急又重要、重要但不緊急、緊急但不重要、既不緊急也不重要。想要把時間效度最大化,就要最先完成緊急且重要的工作,然后學會權衡緊急不重要的工作和不重要但緊急的工作。然而,對我和同事來說,眼前的工作都顯得“緊急又重要”。其實有的工作緊急嗎?有的工作真像說得那么重要嗎?

上級部門為減輕基層工作負擔,便用技術手段來優化工作流程,初衷自然很好。由于用App整合政務,我的手機內存有三分之一,是留給上級部門的各類App和工作照片的。然而,頁面不美觀、技術優化不夠也就算了,很多App的設計其實沒有考慮基層實際,有些風風火火用了一陣子便沒了影兒,成了僵尸軟件。事后想想為這些App付出的精力,覺著遺憾可惜,畢竟加了不少班。

到了年底,年終考核開始了,電腦、打印機、手機都很忙。打印機除了打印工作報告,還要打印一摞一摞的照片,因為這是平時開展工作的“印記”。手機除了頻繁地聯系同事、回復“收到”之外,還要給各種評選投票,關鍵是投票一般持續十多天,每人每天都要投。

忙起來的時候,我整個人就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。走出校門,我時常感覺沒時間思考充電,無比焦慮。不過焦慮著焦慮著,也就習慣了。習慣了辦公桌前一坐一整天,習慣了體檢報告越來越多的項目亮起紅燈,習慣了越來越大的肚腩、越來越不穩定的血壓。加班或許沒有直接威脅生命,但日復一日的加班,尤其很多本不必要的加班,會消磨原本對工作的激情。(老路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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